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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题:慈善捐助如何尊重受助者的隐私和感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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慈善捐助如何尊重受助者的隐私和感受  发帖心情 Post By:2014-10-22 11:48:55 [只看该作者]

资助者期望得到感谢,受助者不想被揭开隐私

实习生 杜江茜 《 中国青年报 》( 2014年10月22日 03 版)

  14岁的四川女孩玲玲(化名),最近正因为“被资助”而备受关注。因态度“冷漠”,她在第一次见到资助了自己4年的好心人冯师傅后,冯师傅表示,将拒绝继续资助。媒体继续调查发现,玲玲所谓的“冷漠”,是因为自己纠结的自卑感和自尊心,不知道如何面对资助人。

  “究竟是玲玲不懂事,还是老冯太虚荣?”此事引发上万网民激辩。一时间,资助者和受助者的关系,二者应有的心态,个人慈善的困局等问题,竞相进入公众视野。

  “我会悄悄地提供帮助”

  “拿了别人的钱,见到资助者就该感恩。”部分网民认为。但在另一部分人看来,资助者和受助者在人格上是完全平等的,后者的隐私和尊严,同样不容“践踏”。

  “在小孩子的成长中,谁天天见得到她,爱护她,她就跟谁亲。对一个长期没有见面的人,孩子是不会有太多感情的。更何况,即使某个人对我有支持和帮助,每个孩子表达感激的方式,也不尽相同。”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童小军看来,玲玲的反应不宜被过度指责。

  “事实上,任何小孩面对陌生人都会有压力,不会第一次见面就很热情。”这位长期关注儿童福利的社会工作专家向记者感叹,“现在我们最需要的,是建立起健康的慈善文化。”

  某师范大学学生李娟,对此深有同感。来自国家级贫困县的她,一路拿着助学贷款、励志奖学金、助学金读到大三。

  李娟告诉笔者,她最大的希望是可以快点毕业,找到一份自食其力的工作,等到自己有能力了,去帮助和她一样的“苦孩子”。

  “但是,我会悄悄地,不会让他(她)知道我是谁,更不会让周围的人知道‘他(她)在被资助’。”李娟抬起头,认真地说道。

  我们需要怎样的慈善文化

  回顾这些年,从陈光标备受争议的“暴力慈善”,到校园里久被诟病的助学金“比惨”评选,资助者期待得到赞扬和感恩,与受助者保留隐私和尊严,似乎总是“难以平衡”。

  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慈善文化?

  在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看来,这已经成了一个亟待重新思考的问题。

  令刘开明印象深刻的是,2008年他接待过的一所美国某大学的考察访问团。

  这个访问团中,所有参与项目的少数族裔和外国留学生,都由学校全额资助。“甚至不需要你自己申请,学校只要知道你的经济情况,就会提供资助”。而更打动刘开明的是,学校从不会告诉学生“资助人是谁”。实际上,从这些学生进入中国开始,资助人就以校友的身份,一直陪在他们身边。

  “那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台湾企业家,他和学生在一起一个多月,却始终没让任何学生知道他就是这趟考察的资助者。他很清楚,拿钱出来不是为了‘被感谢’,而是给年轻的校友提供一个了解中国、走进中国的机会。”刘开明无不钦佩地表示,“他真是充分考虑到了学生的自尊心。”

  在童小军看来,健康的慈善文化中,资助者的支持应该是不求回报的:这意味着,一方面,受助者有权对资助者的探望要求表示拒绝;同时,资助者有权了解受助者的情况,但是这种了解,应该是规律性的。

  “比如,在你决定资助的时候,双方就约定好:在一年或者半年之内,受助者定期给我写信、打电话,让我知道你的生存和学习状态。”童小军举例,但一个原则是,资助者如果想知道自己的资助效果,需要征得受助者的同意。

  “特别是对未成年人。除了钱,孩子的成长还有情感需求。资助者可以通过定期交流,给予受助者更多的关怀、鼓励和正向引导,以便双方建立起更加亲近的关系。”童小军告诉笔者。

  而在中国的“点对点”慈善里,期待受助者有一种感恩的心态,似乎也是人之常情。

  但在童小军看来,“对于个体慈善——尤其是资助未成年人的慈善,资助者对效果的期望,更应该是针对孩子的成年家庭成员的:比如,期望他们能利用你的资助,给孩子更好的照顾,这个照顾包含生活、学业、社会行为,当然也包含感恩教育”。

  “我们需要的慈善文化,就是能够引导和教育受助者和资助者双方,让孩子和家人、资助者,都能够健康地看待资助这件事。”童小军说。

  谁来呵护“冰桶挑战”背后的个人慈善

  从资助玲玲的冯师傅,到给广西男孩“杨六斤”汇款的善心人士,再到近日红遍网络的“冰桶挑战”,个人慈善在中国蓬勃兴起,但似乎难掩脆弱。

  冯师傅见到玲玲后停止资助,“杨六斤”所获500多万元的捐款遭遇“谁来监管”的追问……一系列问题,直指亟待完善的慈善体系。

  “行善也是一种专业化的工作。在健康慈善文化缺失的背后,我们更加缺乏的,是完善的慈善体系。”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高华俊感叹。

  高华俊告诉笔者,近年来中国慈善事业快速发展,专业慈善基金会3年间翻了一倍,达到4000多家,民间个体慈善行为也越来越普遍,“‘月捐’、‘日捐’逐步成为一些人的时尚生活方式”。因此,当下对建立现代慈善体系的需求,也就越来越急切。

  在专家们看来,我国社会慈善体系的“短板”,仍是专业性的机构和人才。

  “国外已经形成了成熟的公益社会,‘个人对个人’的慈善行为并不多见,都是由公益机构去完成的。同时,公益机构有专业的雇员,去‘跟踪’捐助款项的去向。”在刘开明看来,目前我国的问题是,慈善救助系统不完善,现有的慈善机构不受民众信任。

  “而建立在个人行为基础之上的慈善关系是脆弱的——资助者随时可以收回资助,受助者受到的帮助不具有稳定性。此外,还缺少第三方去评估,捐助资金是否得到有效利用、是否达到预期效果。”他表示。

  “在健康的慈善文化里,应该有人来告诉资助者,‘怎么样的资助动机才是健康的’。”童小军说,“同时,在长期资助过程中,也需要专业人士在监护人、资助人、受助人之间,进行服务和沟通。”

  “比如,资助者要见受助者,如果有专业人士存在的话,就应该提前就告诉他‘这个孩子可能会有什么反应’,而不是事后再来解释。像玲玲这个事件,如果冯师傅事先就有对孩子反应的预期,也许就不会如此不理解、失望乃至愤怒,孩子也不会被说成‘冷漠’。”童小军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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